郊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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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9-5
ISBN:9787108031570
作者:雷闻
页数:412页

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使中国在21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盛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前言

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本书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作者在结论中说:“在隋唐时期,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国家祭祀也不仅仅是与民众信仰无关的官方仪式。”这几句话,反映了唐代国家祭祀的时代特点,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本书指出,“唐代,祭祀活动不再只是皇室宗教,而成为国家的事务,即使是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包括祈雨,也都是一种公共行为。”这是和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国家不再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只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国家”、“朝廷”和“皇帝”的概念,从唐朝开始有严格的区分,“国家”、“朝廷”不再是“皇帝”概念的扩大和延伸。“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唐朝对各种学说各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方针。这是从唐朝初年就定下来的。对于儒家经典中的各种理论和制度,在唐朝初年已经进行最大限度的吸收和利用。

内容概要

雷闻,1972年生,陕西旬阳人。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政治制度、礼制与宗教史、敦煌吐鲁番学,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为2007-2008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作者简介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主要讲述了:一门学问要发展,一方面需要保持住已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更新,开拓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目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和转变的阶段,既有保持传统的优秀著作,也有勇于创新的理论探索。在传统的积累更加丰厚的隋唐史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传统的课题仍然是主流,而新的探索还需要加倍努力。可喜的是,现在有一批年轻的学者,既能够从前辈那里继承优良传统,又善于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大力吸收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渐渐结出一些新的硕果。这其中,雷闻的这部专著,就是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
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章节摘录

第1章 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自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祭祀经历了儒家礼制化的过程,此后历代王朝的国家祭祀基本是在儒家的原则基础上运行。不过,汉唐之间社会变动剧烈,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对于皇权形成巨大挑战,玄学兴盛,佛、道流行,而北朝部落制的遗风也给国家体制蒙上一层比较原始的色彩,这一切都使儒家化的祭祀体系受到冲击。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国家祭祀体系得以重建。经过这段曲折的历史发展,它们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特别是,这种建立在儒家理论基础上的国家祭祀与民众究竟还有无联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认为:“中国官方的国家祭典,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只服务于公共的利益;而祭祖则是为了氏族的利益。二者都与个人的利益无关。自然的巨灵日益被非人格化,对它们的祭祀被简化为官方的仪式,而此种仪式逐渐地排空了所有的感情要素,最后变成了纯粹的社会习俗。这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完成的工作,他们完全漠视大众的典型的宗教需求。”韦伯此论实际上代表着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国家祭祀认识上的一个典型倾向,即将国家祭祀完全视作与民众个人宗教信仰相脱节的纯粹官方仪式。例如麦大维就认为,对于非官方人士的宗教生活而言,这种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上、与官僚等级制相联系的国家祭祀的神明并无多大意义。甘怀真也认为:“以郊祀与天子宗庙为代表的儒教祭祀体系(可以再加上孔庙)却与人民没有关系”,“儒教的危机是这套以天子为首的祭祀体系与基层人民的祭祀之间失去了关联性,即人民所信仰、祭祀的神祠与儒教在地方上的神祠无关。”我们认为,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汉唐之间社会变迁对于国家祭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隋唐时期,国家祭祀的一系列新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其儒家化程度,以及它们和民众个人信仰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偶像崇拜与自然神的人格化等,经过汉代儒家礼制化的洗礼之后,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于国家祭祀体系之中,本书称之为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在本章,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体会国家祭祀儒家化的限度。第一节 自然神的人格化甘怀真认为:“儒教的国家祭祀制度自西汉后期以来,主要是依循儒家礼经中的‘气化宇宙观’中对于神祗的理解方式。或许我们可将儒教中的诸天神,如天、日、月、星辰等,称之为具有神格的自然神,或超自然的自然神,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佛道教中的人格神的观念。儒教的这类天神的形象就是自然,不具有人的样子,因此也不具‘历史性’,没有神话传说。宇宙万物都禀赋气,诸神是气所集结而?成的精华。天子祭祀的目的,不在于祈福或除秽,而在于促进天地间诸气的和谐运作。”①这些论述虽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全面。其实,《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下专门列有“祈祷”一节,主要以祈雨祈晴为主②,其目的正是为了祈福去灾。至于自然神的人格化,虽然历来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特色之一,但在隋唐时期,也成为国家祭祀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这种特点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和宣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今有一批年轻学者,既能够从前辈那里继承优良传统,又善于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吸收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渐渐结一些新的硕果。本书就是我读到过的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作者在这项研究过程中,始终有着强烈的理论思考。他从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地方祠祀的分层和运作、国家和地方的祈雨活动等方面,深入探讨了隋唐国家和地方社会处理国家祭祀和民间信仰活动的运作过程,其呈现的历史画面,远较我们看到的单独考述国家礼制和单独研究佛、道与民间宗教的论著要丰富多彩,因而也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荣新江本书是贯通国家祭祀和宗教信仰、民间社会习俗,涵盖礼仪史、制度史、宗教史、社会史的多层次研究。作者讨论的国家祭祀活动,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在注重礼典文本的同时,也强调了空间场景与国家祭祀的实践层面。本书打破了此前学者关于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相隔绝、与民众个人宗教信仰无关的看法,从总体上建立了一种国家礼制与民众生活相互影响而有着互动关系的新思维。作者在资料上可谓穷搜博览,不但描绘出一番新鲜的、活动着的历史场景,也建构了较为清晰、完整的思路和相对严密的理论框架,实现了理论与实证的有机结合。  ——吴丽娱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导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第二节 隋唐国家祭祀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 研究史回顾
第四节 本书的总体构想
第五节 材料与方法
第1章 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
第一节 自然神的人格化
一 以岳渎为代表的山川神
二 风师雨师
三 后土
第二节 释奠礼制与孔庙祭祀
一 偶像崇拜与天下通祀
二 释奠之外的孔庙
第三节 对于先代帝王的祭祀
一 儒家经典的祭祀原则及其法典化
二 隋唐国家礼典与法典的规范
三 天宝新制
四《大唐郊祀录》与中晚唐的祭祀实况
第四节 散布长安坊里的皇家祠庙
小结
第2章 道教、佛教与国家祭祀
第一节 皇帝图像与宗教祭祀
一 图像与祭祀
二 道教与地方寝庙
三 当朝皇帝的图像与寺观
四 余论
第二节 岳渎祭祀、道教与民间信仰之交汇
一 唐以前的岳渎祭祀与道教
二 唐高宗封禅大礼中的道教因素
三 岳渎投龙与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
四 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
五 国家祭祀、道教信仰与民间崇拜
小结
第3章 “祀典”与“淫祠”之间
第一节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
一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
二 生祠
三 城隍神
四 到任谒庙惯例的形成
第二节 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
一 唐以前国家祭祀的儒家化与“淫祀”的判定
二 唐代国家控制地方祠祀方式的变迁
三 北宋新神明体系的建立与“祀典”、“淫祠”概念的落实
第三节 中晚唐佛道教与地方祠祀的合流
一 佛教与地方祠祀的互动
二 道教与地方祠祀
三 晚唐五代寺观功能之神祠化
小结
第4章 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
第一节 礼法制度下的中央祈雨活动
一 以大雩为中心的祈雨礼仪
二 宗教与祈雨
三 长安城的祈雨空间
第二节州县祈雨的理论与实践
一 礼制规定与地方神祠
二 宗教因素
第三节 祈雨反映的祭祀原则及其社会功能
一 祈报原则与实用精神
二 祈雨的社会功能
小结
结论
附录一 《唐华岳真君碑》考释
附录二 两《唐书》本纪所见之大旱与祈雨编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索引
出版后记

编辑推荐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指出,“唐代,祭祀活动不再只是皇室宗教,而成为国家的事务,即使是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包括祈雨,也都是一种公共行为。”这是和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国家不再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只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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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     近年来,关于地方民众信仰的文章与专著越来越多,似乎形成了一股民众信仰研究热。尽管名称有一些差异,比如民间宗教、大众宗教、民间信仰、民众祠神信仰等等,其背后也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界定与取向,但其中仍然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广泛关注地方社会与下层民众。地方社会,尤其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目光向下”的歷史的热点,而民众信仰正是切入这一主题的绝佳视角。雷聞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即是此一潮流中的一部出色著作。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雷著題目中的“國家祭祀”問題。在《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祭祀”,而这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国家祭祀指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也包括了由皇帝主持的祭祀礼仪,它“不是爲了追尋一己之福,而是政府行使其社會職能的方式,本身即具有‘公’的性質。”全书除导言和附录外分为四章:第一章《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通过对山川神、风师雨师、后土、孔庙、先代帝王的考察,指出隋唐时期的国家祭祀,在祭祀对象上吸取了一些原來的民間祠廟,在祭祀方式上具有了相當明顯的為傳統儒家所反對的人格化與偶像化特徵,在祭祀目的上強調國家祭典追求的天地人和諧統一與民衆個人的祈福消災並不衝突,這些使得隋唐國家祭祀具有相当浓厚的神祠色彩,而这恰恰是国家祭祀与民众联系起来的重要基础。第二章《道教、佛教与国家祭祀》討論佛教、道教對於國家祭祀的滲透,尤其注意了道教对于国家祭祀的改造与努力。而在事实上,很多道教的仪式、道教的神祇都进入了本来是儒家体系为主导的国家祭祀之中去。在这里,作者指出將宗教與國家禮儀完全對立起來的看法是錯誤的,至少在唐代,宗教已經進入了“公”的領域,與國家禮儀緊密聯係起來,成为國家禮儀與民衆之間的聯係紐帶。第三章《“祀典”与“淫祠”之间》首先区分了唐代地方祠祀的三个层次:国家礼典明文规定且通祀全国者;礼无明文而得到地方官府承认和支持,甚至直接创建者;没有得到官方批准和认可,完全是民间行为且往往被官方禁止者,进而考察唐代以来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以及佛道二教与祠祀的合流。第四章《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则通过对祈雨这一个案研究,讨论了从中央到地方祈雨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印证了前三章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本書更为重视国家郊庙大祀与地方民众信仰之中间环节,即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动。这种地方政府的祭祀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下限,又是连接地方百姓信仰的纽带。其主要特征则是融合了佛、道等宗教仪轨的神祠色彩。作者将隋唐的国家祭祀放在了整个国家祭祀的礼制化与世俗化的过程之中,并通过此提出,国家祭祀到宋代随着赐额、赐号的普遍化和制度化,由国家支配的新的神明体系逐渐形成,它反映了隋代地方官中央任命制度开辟以来中央集权制的深化,国家祭祀也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整合意识形态的平台,一个建立思想秩序的工具”。與多數地方民衆信仰研究的“自下而上”取向不同,雷著則採用了“自上而下”的視角。當然,一方面如作者所承認,由於唐代文獻資料的限制,使得本書“自下而上”的研究有所欠缺;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作者有意識的一種改變與突破。當然,此書也有一些缺憾。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著重討論宗教對國家祭祀主導力量的爭奪和滲透,或者說國家祭祀的宗教色彩。但是作者将重点主要放在了道教上面,而对于佛教方面涉及较少。雖然在唐代,道教由於與皇帝家族的關係使得其對於國家祭祀的影響更爲突出和明顯,但於佛教較少著墨則不免有些輕重不均。又比如在關於祈雨的個案研究上,作者對於儒家雩祭的理解似乎略有偏差,似将其單純地視作一種為了祈雨而進行的祭祀。雖然雩祭本身之起源確實出於求雨,但在漢唐以来國家祭祀禮制化的過程中,雩祭實際上是祭天的大禮之一。在確立後世祭祀典範的《大唐開元禮》中,一年南郊祭天大禮有四,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祭,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虽然各自有不同的针对性,但其主要的特征在于祭天。
  •     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本书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作者在结论中说:“在隋唐时期,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国家祭祀也不仅仅是与民众信仰无关的官方仪式。”这几句话,反映了唐代国家祭祀的时代特点,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本书指出,“唐代,祭祀活动不再只是皇室宗教,而成为国家的事务,即使是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包括祈雨,也都是一种公共行为。”这是和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国家不再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只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国家”、“朝廷”和“皇帝”的概念,从唐朝开始有严格的区分,“国家”、“朝廷”不再是“皇帝”概念的扩大和延伸。“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唐朝对各种学说各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方针。这是从唐朝初年就定下来的。对于儒家经典中的各种理论和制度,在唐朝初年已经进行最大限度的吸收和利用。随着唐朝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不少理论和制度都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原来的国家礼典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进行新的创造。“唐人对于儒家经典关于祭祀的规定并不拘泥,甚至试图以当朝礼仪实践为本来改造儒经。”就是一种表现。唐初的律令体系从武则天时期开始逐步瓦解,开元二十五年(737)修订律令格式,对于律令基本上没有进行修改,只是删定格式和编订新格。安史之乱以后,只删定格和格后敕,而敕的地位又逐渐超过了格,成为在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上的最终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关于国家祭祀的规定是通过制敕来颁行的。作者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隋唐国家礼典与实践的巨大差异”,其源盖在于此。本书强调国家祭祀的实践层面,特别指出“那些不在礼典的祭祀活动也属于国家祭祀的重要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更凸显了唐代国家祭祀的实质与特色。”是切合唐实际情况的结论。正是由于这样从历史实际出发,而没有囿于各种成说和理论,因而作者能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完成一些前人没有深入研究或没有触及的问题,才得以把郊庙之外的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的情况比较深入系统地呈献给广大读者。“国家祭祀也不仅仅是与民众信仰无关的官方仪式”。民众信仰,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民众信仰更有一个重新构建的问题。本书通过“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道教、佛教与隋唐国家祭祀”、“祀典与淫祠之间”、“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等实证性的以及个案的研究,说明唐代怎样通过国家祭祀礼仪的不断调整和充实,充分吸收各种宗教的、民间的信仰和仪式,建立起了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祭祀礼仪系统,作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信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使本书具有了很高的理论意义和认识价值。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本书的写作无疑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我更看重的是作者的出发点,也就是贯串于全书的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发展变化。他没有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作教条,而是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观察历史的新的角度。这是本书能够取得新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成果的主要原因。我们要真正进入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具有发展变化的观念,这样才能够破除迷信和各种成见,把研究深入。历史研究虽然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价值要求,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历史学是要求全方位地了解一个时代,全面了解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各个时代的历史学都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认识水平以及材料的限制,因此重点各有不同,都只能揭示历史的一些方面。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和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视野也更加广阔,开始能够从更多的方面来了解当代社会和历史。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事实上就是在历史和当代结合的基础上,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总结。它们的方法从根本上说也是历史的方法,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实际发生的现象,着眼于发展变化的过程,着眼于总体的发展。只有对这一点保持清醒认识,才不至于把各种新的理论作为教条而限制了我们的创造。雷闻在考取了博士研究生以后,曾保留学籍,到国家机关做了几年公务员,然后再回到学校完成了博士学业。这样的经历对于扩大眼界,丰富阅历,了解社会,培养注重实际的观点都是很有帮助的。更加难得的是,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在按规定回到原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毅然选择了学术研究的岗位,甘心去坐冷板凳。几年下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本书虽然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但是比起当年的博士论文来,不仅篇幅和内容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在观点和理论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喜可贺!希望作者能够沿着走过来的道路,扩大研究领域,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成就。来源: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b01/768.html
  •     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祭祀信仰是传统研究的边缘话题,但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敦煌文献的运用,另一方面也颇受国外汉学的影响,如日本学者对礼仪和王权的阐释,欧美学者对民间信仰的讨论等等。然而, 研究这一话题,往往需要更敏锐视角、更深刻洞见,才能将之与政治经济背景联系,从而揭示宗教现象背后的社会变迁。若仅就事论事,考证梳理出现象或事件,不免流于单调浅薄。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一书,便是就此话题的一部杰作。作者摆脱前人局限, 综合了礼制、神祷、佛道教及民间信仰中纷繁复杂现象, 以“国家祭祀”这一概念提纲挈领,对隋唐时期的祭祀信仰问题做了详尽且深入的探讨。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提出了核心概念-“国家祭祀”。作者在导言中指出,国家祭祀不同于皇帝祭祀或礼典规定,而是政府主持的所有祭祀活动,既包括礼典和法制规定的祭祀内容,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祭祀实态。不过,如题名“郊庙之外”暗示,作者着眼点并非解析国家祭祀本身,而是在这一概念引导下,避开作为祭祀核心的郊祀宗庙,探讨除此之外各种祭祀活动。作者以一系列特定视角来说明国家祭祀,例如其宗教性内涵,与佛道教关系,地方祠祀的运作状况及祈雨反映的祭祀特性。作者观点是政府祭祀活动与主体宗教、民众生活并非隔绝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家祭祀实际上是一个“整合各种意思形态的平台”(页341)。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说明郊庙之外祭祀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如何。如此,则文中揭示的所谓内涵、特性能否可断言为国家祭祀特征仍存疑问。本书分为四部分。第一章《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说明国家祭祀的宗教性。作者立足于两个对立概念——礼制和神祠,选取自然神、孔庙祭祀、先代帝王祭祀和皇家祠庙四个个案, 来考察礼制中的祭祀在实践中如何施行。四种祭祀的典型特征是具有神祠化倾向:岳渎山川神被立神像、加人爵;风伯雨师后土神人格化;释奠礼变为偶像崇拜;礼制中先代帝王祭祀性质从圣贤向帝王转变;皇家祠庙遍布长安而非局限于宗庙。 总之,在作者引述的相关礼典规定中,这些祭祀都与礼典不合。不过,作者将这些不合之处归纳为神祠色彩,而未对神祠加以解释。若照字面意思,神祠指祭祀对象的神化的话,则人格化、偶像崇拜不一定等同于神祠,而帝王身份、皇家祠庙似乎与神祠无关。 此外,仅凭四个个案来推论国家祭祀的宗教性,似有概括过当之嫌。第二章《道教、佛教与国家祭祀》说明政治和宗教关系。魏晋以来,佛道教流行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国家祭祀也不例外。作者同样选取具体事例——皇帝图像祭祀、地方寝庙和岳渎祭祀,来发掘佛道教对国家祭祀渗透的细节。 如前章指出的神祠化倾向,隋唐时宗庙已奉祀皇帝图像,而皇帝相祭祀延伸到寺观中。这种结合一方面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使皇家宗庙性质由“私”到“公”,更贴近民间。岳渎祭祀的探讨是本书最为精彩处。作者将石刻材料与书面记载结合,勾稽还原了道教徒在高宗,武周和玄宗时期对山岳祭祀的参与,及以道教立场改造国家祭祀的努力。传统上认为武周革命与佛教关系密切,但作者通过归纳《岳岱观碑》中记录的道士马元贞活动(页156-159),揭示了道教为武周政权宣扬“天命”,同时得到了政权支持的过程。此外作者还考察了道教与岳渎祭祀结合的顶峰——五岳真君祠的设立。作者指出立真君祠和设青城丈人祠与庐山使者庙是同一事件,背后是道士司马承祯试图以道教理论来改造甚至取代国家岳渎祭祀。最后作者论及道教、国家祭祀和民间互动。作者用几则民间故事说明国家接受道教五岳祭祀后,民间认为岳神地位低于道教真人。不过,问题是几则笔记小说故事能否代表普遍民间观念?而即便存在此观念,是否一定是道教和国家祭祀结合的影响?作者还举出使用纸钱和五岳神兵传说,这两个例子解释为道教对民间的直接影响更为妥当,跟道教和政权的互动似无关。可能作者提及民间是为本章结论作铺垫: 宗教和国家礼仪非对立,而是国家礼仪和民众之间联系纽带(页219)。前一点作者通过揭示的佛道教因素对国家礼仪的渗透作了很好的解释,而后一点论证稍显薄弱,难以看出有此宗教确实有此功用。第三章《“祀典”与“淫祠”之间》转向讨论地方祠祀。作者依据“国家祭祀”概念,以政府角色为中心,将唐代的地方祠祀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国家礼典明文规定且通祀全国者;第二是礼典无明文,但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或地方政府创建者;第三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完全是民间祭祀行为,且被官方禁止者。(页222-225)作者强调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第二层次,即是国家和民间祭祀的结合点。在唐代,两个典型的例子是生祠和城隍神祭祀。生祠不在礼典,但可通过审批程序得到国家认可,对于民间,它有报功和祷祀双重功能。而城隍神庙则由地方官灵活处理。在唐后期,还形成了到任谒庙的传统,象征着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妥协。中央政府对待地方祠祀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由唐前期的非礼勿祀、打击淫祠道到玄宗时让礼典规定更加灵活。中晚唐时,地方官一般根据图经确定他们对各种神祠的态度。此外,在中晚唐出现了佛道教与地方祠祀合流趋势,寺观在民众眼中变为灵验神明所在。此章最大亮点便是地方祠祀的分类,作者不仅勾勒出唐代关于地方祭祀的政策和实践,也为我们认识各类神祠的性质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作者又刻意牵扯政府祭祀、佛道教与民间的关系,得出儒家礼制制度性地选择吸纳地方祠祀这一大而化之结论,似不太符合本章主题。第四章《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是考察礼法制度、宗教和州县祭祀下的祈雨活动。在礼典中,有专为祈雨的大雩礼,但实践中,辅助性的祈雨如祈祷岳渎、宗庙、社稷也经常举行;道教中,五龙祠、太清宫、九宫贵神坛和内道场都中央政府祈雨所在;中晚唐时佛教密宗的祈雨仪式亦为皇家所用。在地方,祈雨对象有山川神、龙神或其他神祠,总之对象众多,且具地方特色,而且佛道教参与到地方政府的祈雨活动中。由此可见,无论礼制、宗教,还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都有不同性质的祈雨活动。雨水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祈雨是为实利而祷请,因而暗示各种祭祀的“祈报原则和实用精神”(第334)。此外,作者还通过分析祈雨过错中的政府活动,指出了祈雨强化统治秩序、沟通官民的社会功能。此章是以祈雨这一具体祭祀再次实证前三章结论:祈雨表现了国家祭祀不限于礼制,与佛道教的结合及地方祭祀的灵活多样。同时,作者通过祈雨反思国家祭祀的特征和功能,见解深刻。最后,作者指出祷祀仪式变迁背后是“唐朝国家建立一个以皇权支配的人神关系新格局之不懈努力” (页340),似并没有章节加以说明,突然出现此结论,有些莫名其妙。总之,作者对郊庙之外的政府祭祀活动,无论在史实考证还是理论总结上都非常出色。在这一概念下,作者未流于制度表面,而以动态的个案、事件来考察国家祭祀的特点性质。在视角上,又以礼制、宗教、民间信仰来观照国家祭祀,揭示了它们对立又互动的复杂关系。在探讨过程中,可见作者一种潜在的理论关怀,即说明国家、宗教和民间的关系。这种关怀使得作者对普通的事件现象做出了深刻阐释,但也导致了不少牵强附会的结论。原因大概在于本书的逻辑架构——以分散的个案说明整体。其实无论是国家祭祀,还是政治宗教与民众关系,都是过大的话题,远非若干个案便能论断其整体性质如何。不过,相信在作者所铺垫的构架中,会有更多相关研究来丰富我们对隋唐时国家、祭祀和社会的看法。

精彩短评 (总计28条)

  •     资料和学术史都搜集的很全,可惜分析稍欠力度,作者对道教认识不够
  •     《郊庙之外》,值得你我收藏。有学术价值。
  •     很多人推荐这本书好
  •     作者善于找材料,勾勒描摹的功夫也让人钦佩,所以个案都做得都很漂亮。只是读完全书仔细回想,导言里标揭的不少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
  •     zsadsd
  •     郊庙之外的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应该是很有趣的(超出仪典和礼制史之外的东西),不过写得稍显无趣些。佛道两教的融入很有意思。外行不敢擅议,起码看上去严谨、扎实。
  •     本书是贯通国家祭祀和宗教信仰、民间社会习俗,涵盖礼仪史、制度史、宗教史、社会史的多层次研究。作者讨论的国家祭祀活动,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在注重礼典文本的同时,也强调了空间场景与国家祭祀的实践层面。本书打破了此前学者关于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相隔绝、与民众个人宗教信仰无关的看法,从总体上建立了一种国家礼制与民众生活相互影响而有着互动关系的新思维。可惜的是,诚如作者于导言所言:“由于材料的限制”,对“国家祭祀的民间色彩、各种宗教仪式进入国家礼制系统的努力,以及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地方祠祀‘礼制化’进程中的作用”讨论并不充分。
  •     外行对涉及材料一无所知,无法评价。但从外行来看,国家祭祀固然是“人类学”化的选题,却也有助于从比较角度理解“何为中古国家”——或者说,从理路上跳过日本学者这一环?
  •     雷闻的《郊庙之外》,是老师推荐的参考书目,非常不错。。。。。。。。。。。。。。。。。。。。。。。。。。。。。。。。。。。。。。。。。。。。。。。。。。。。。。。。。。。。。。。
  •     感觉祭祀研究这块光靠文献典籍和制度已经不够了,还得结合考古资料
  •     这本书收到了陈尚君先生的推崇,但是,我倒觉得,似乎言过其实了。看是可以的,就是没有说的那么牛就是了。
  •     简而言之,民间信仰与国家主旋律并非相悖,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并行而不悖的
  •     博士论文参考
  •     “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唐朝对各种学说各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方针。这是从唐朝初年就定下来的。对于儒家经典中的各种理论和制度,在唐朝初年已经进行最大限度的吸收和利用。随着唐朝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不少理论和制度都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原来的国家礼典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进行新的创造。“唐人对于儒家经典关于祭祀的规定并不拘泥,甚至试图以当朝礼仪实践为本来改造儒经。”就是一种表现。唐初的律令体系从武则天时期开始逐步瓦解,开元二十五年(737)修订律令格式,对于律令基本上没有进行修改,只是删定格式和编订新格。安史之乱以后,只删定格和格后敕,而敕的地位又逐渐超过了格,成为在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上的最终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关于国家祭祀的规定是通过制敕来颁行的。
  •     本人觉得作者写的比较好,历史类书籍一向是我的最爱
  •     需要补上的拖欠的帐,回头咱再算。
  •     书的内容不错。但书似乎有人翻动过,不大新。
  •     粗读一遍,觉得此书写的还是不错的。
    关于祭祀制度和宗教的互动关系,很有启发意义。
  •     冲四星。目验。以后还要找时间再读。
  •     作者对史料的收集十分丰富且扎实。但作者的核心思想似乎是唯历史中心论的,且以政治制度史为其出发点。宗教总是历史的一个方面,成为政治权力统治的工具。诚然,这也是今天史学界的基本共识,但未必就一定正确。作为礼学研究,祭祀的本质是仪式,应从仪式的角度做研究更好,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所以才让有豆友评论,作者对道教的认识不够。虽然作者书中引用了许多汉学家——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的专著,但学术论点的引用并不代表作者对宗教的理解到何种境界。祭祀本身以天为则的内涵,尚待继续解读。
  •     八王爷有电子版木?
  •     自藏
  •     老师推荐,还没来得及细看,值得学习的年轻人。
  •     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6日捐赠
  •     材料很多。
  •     驾驭史料的好范例。看到后记里“止步玄想 走上正途”那段,莫名觉得感动
  •     觀點不認同
  •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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